安希伋（农业经济学家，教育家）

　　安希伋简介

　　安希伋，1916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汤阴县南故城村的一个农家。他的家乡地处中原，幼少年时期历经军阀混战之苦。父亲安浩更是饱经沧桑，深感教导子弟掌握文化知识并有一技之长乃时代的要求。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仍决定送子读书。安希伋于1931年由相州小学(安阳县城内)考入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安阳中学前身)。受父亲思想熏陶，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从初中二年级到大学毕业，每年都靠甲等奖学金维持学习和生活费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界开发西北地区的呼声很高。受其影响，他于1936年考入新建立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系就读(西北农学院前身)。1940年在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被授予学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受教于张之毅、张德粹、刘潇然等教授门下，系统学习了英、美农业经济学说体系与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受母校之聘，担任助教。两年后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他接触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时风靡世界的J.M.凯恩斯(Keynes)经济学说。1938年至1942年，他为完成学习、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任务，每年都下乡做农家经济和市场实地调查，足迹遍布陕西关中农村。1942-1943年，在四川南充地区做农家和市场调查达半年之久。调查中，他拜农民为师，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家生计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1944-1945年间，他被借调到专为编制战后经济建设规划而建立的中央设计局，参与了长期经济建设规划工作，使他接触到经济政策这个新的领域。在成长时期所经历过的理论学习、农家和市场调查以及短期的经济政策工作，都对他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至上海，改为中国经济研究所。1946年安希伋被聘为副研究员兼《世纪评论》周刊编辑。同年，他考取了自费留学，经申请联系，1948年得到河南省教育厅资助，赴美。赴美后他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研习经济理论和美国经济。

　　安希伋于1949年末启程回国，先受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后被教育部调到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他先后担任过不同课程的教学任务，包括农业经营经济学、农村金融学、经济统计分析理论与方法、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等。他讲授时间较多的农业经济地理学，使用自编教材。1963年受农业部指派，负责主编《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全国统编教材。他花了两年多课余时间反复阅读《资本论》及有关著作，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1956年从事农业配置(布局)调查研究，次年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限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他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系统地讲授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业发展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并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78年以来，安希伋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理论、农业现代化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实经济政策和改革问题。在他担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1979-1994)、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1982-1994)和民主同盟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7-1997)期间，他组织学术交流，开辟国际联系渠道。1979年他奉派出席在加拿大班府举行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17届大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e Economists，简称IAAE)。从那时起，他一直担任该协会理事至今。1987年他代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与国际协会(IAAE)合作主持了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他曾多次参加在国内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协会(IAAE)1985 年大会上，他被特邀宣读有关中国农产品市场改革的学术论文。1994年该协会第21届大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为荣誉终身会员，以表彰他的学术成就和他对协会工作的贡献。在1980-1994年间，他曾分别与美国的温洛克国际中心、艾奥华州立大学、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建立了合作研究项目，并由他经手选派出一大批学生出国深造。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农业生产经济理论：中国1964年开始加快了农业技术改造速度，到了20转型农业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发现东部地区较普遍的“高产穷队”——农作物高产高成本现象。对于这一现象，当时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资源投入报酬递减规律的体现，具有世界普遍性。这种观点也得到当时农业行政当局的首肯。但安希伋认为，如果这一论断确实反映了一条客观经济规律，则中国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加粮食供应的前途堪忧。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他深入研究了美国、日本近100年、西欧近70年的农业发展经验，分析了天津稻作研究所施氮肥实验材料和西北农学院小麦氮、磷肥配合实验材料，特别重点研究了江苏无锡和吴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稻谷生产增肥增产记录，并编制了一个6种全国主要粮食作物1952-1981年间的全劳动生产率指数。利用上述几种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他对这个问题得出自己的观点：(1)历史趋势是产品成本递减，报酬递增。资源投入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只有在技术和制度不变条件下才会出现。而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说明，技术和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美、日和西欧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验材料都证明：随着技术和制度的变化，资源投入报酬是持续递增的，产品真实成本是下降的。这是历史趋势。

　　(2)制度僵化可能带来成本递增，报酬递减。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投入化肥和劳动力超过了合理界限，超出了最佳投入数量。边际投入价值大大超过了新增产品价值。根源则是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1979-1984年间在大包干制度下，中国农业创造了高产、高效和高速的奇迹。6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年为100)，从1978年的92，猛升到1981年的134。从这一对比可见，高产高成本并不体现什么客观经济规律，恰恰相反，它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带来的恶果。

　　(3)在重视历史规律的同时，还需重视短期的资源投入报酬递增规律。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内陆地区计划分配的化肥数量比较少，又往往在耕地上平均使用。于是单位土地的施肥量常落在边际投入报酬递增阶段，从而大大减低了化肥增产效力。过犹不及，这是另一种经济损失。这个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也常被忽视，但是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4)提倡农业综合技术。实行综合技术是实现报酬递增的一项重大措施。根据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吨粮田(15000千克/公顷)经验和国际经验表明：在单项技术突破的断续阶段，综合技术的运用仍可作为进一步提高产量和资源报酬的一个重要途径。

　　安希伋关于生产经济学说的论述，可拿《论农业投资报酬运动规律与农产品成本变动趋势》(1984)和《吨粮田与农业技术政策》(1991)为代表(引文出处见附录主要著作目录，下同)。

　　转型经济农产品价格理论：从1979年开始中国着手进行农产品价格改革，核心是粮价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每一轮粮价改革都是与提高粮价水平结合进行的。这一改革影响广泛而深刻，不限于农业，而且牵动整个国民经济。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安希伋从广泛搜集国外和国内资料入手，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经济关系：①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化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关系;②农产品价格和食品零售价格变化与工资制度、工业成本及城市居民生活的关系;③在多重价格体系下，粮食差价补贴(主要指政府收购价与零售价差额)与财政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④粮棉比价变化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⑤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比价的变化对于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结果，他提出以下观点：价格体系是经济活动的灵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运用计划价格体系，调整各阶层工资和收入水平、资本积累与投资分配、以及经济结构与财政收支平衡等各方面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要进行价格改革，并逐步建立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每一轮价格改革都要照顾全局，考虑整体利益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具体分析上述多项经济关系的变化。他的结论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价格改革必然有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转型经济的客观规律。中外经验证明，违反了这条规律就需付出代价。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对于解决当前粮食价格问题的一种设想》(1983)和《中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与价格政策调整》(1985年，原文为英文)。

　　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是在1978年秋初召开的，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那时党中央提出的农业方针是建立以机械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农业。农业现代化问题自然就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的主题。在那次大会上，安希伋表述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现代化过程，既是从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化的过程，因而要遵循自然科学规律，同时也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经营形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因此也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过程与农业商业化过程必然是互相结合进行的。他论述农业现代化论文的副标题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安希伋曾经论证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始于1964年，农业经营形式现代化始于1978年的安徽省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度，并于1983年普及全国农村。他把这看作农业商业化的起点，并且认为：1979-1984年间中国农业高产、高效快速增长奇迹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以来的技术积累)与新型农业经营形式相结合的典范。大包干制度扭转了农业生产率下降的趋势。

　　1997年他在《论我国农业的三大变化与政策选择》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成就及其前景。1980-1995年期间，在农业持续增长过程中，以粮、棉、油为代表的自给性和劳动集约型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商品型和相对资本集约型农业产值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商业化水平。农民生活资料商品率也达到了67%。于是农产品贮藏、运输、包装、加工和销售便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崭新的领域。安希伋认为，与国际相比，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他举美国为例，它的农业现代化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到了20世纪30年代，R.泰勒教授在所著《农业经济学原理》一书序言中给美国农业下定义说：“农业是一种技艺，又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生计，又是一种买卖。”可见，以泰勒的说法为准，美国开展农业现代化50年之后，农业仍处在半传统(技艺、生计)半现代化(科学、买卖)状态之中。相对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才仅有20-30年的历史，却已达到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