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裕（著名航空工程专家）

　　徐昌裕的个人简介

　　解放前

　　徐昌裕，曾用名顾光，1914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现吴江市)一个高级职员家庭。四岁丧父，大姐英年早逝。他与二姐在母亲抚育下自幼勤勉好学，发奋图强。从小学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毕业，他的成绩均在班上名列前茅，并获得奖学金。1932年他被燕京、清华和交大同时录取。因家住上海，他就近选读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在大学期间，适值国难当头，他一面读书，一面关心民族安危，阅读进步书报杂志，接触先进思想，并于1934年4月秘密加入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发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在校内创办读书会，从事宣传和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5年参加上海“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交大航空门毕业后，徐昌裕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深造。由于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他随学校迁往成都，并在当地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鉴于国民党当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反人民，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徐昌裕便决心直接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最前线。1938年初，他通过中共地下党介绍，毅然从成都出发，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于1938年2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被派往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兵工厂)，先后任工人训练班主任等职。因延安石油奇缺，1939年他被调到延长石油厂(军工五厂)任工务科长，在边区劳模厂长陈振夏领导下，克服物质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打下了一口口油井，其中包括数口旺井，经炼制后，除保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需要外，还部分销往边区附近换取布匹等生活用品，为解决延安地区物资紧缺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在1942年军委召开的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徐昌裕闻讯后，几经申请才得以批准去航校。他长途跋涉，饱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46年10月抵达东安(今密山市)航校，即被任命为修理厂厂长，参加搜集日军投降后留下的航空器材，并筹建修理工厂。1947年2月，航校成立机务处，他被任命为副处长，与同事们一起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开始了对破旧飞机的修理，以应培训飞行员之急需。

　　当第一架“九九高练”飞机被修复后，归顺的日本飞行教官心存疑虑，不敢飞。徐昌裕见此情况便很有把握地对他说：“我来陪你飞!你在前舱驾驶，我在后舱观察。”这位教官被徐昌裕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陪同下驾驶飞机上了蓝天。航校机务处在徐昌裕等人的领导下，在两年时间里共修理出30多架飞机，为培养航校首批飞行员做出了贡献。这批飞行员后来都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1948年11月，徐昌裕作为航校接收组成员，随四野部队进关，在北平地区接收机场、航空工厂、仓库和航空器材。

　　解放后

　　1949年11月建立人民空军后，徐昌裕被任命为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此前他曾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命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由刘亚楼等人与苏联顾问联名呈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后来航空工业的建立做了酝酿和准备。

　　1951年4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徐昌裕连同空军所属的16个修理工厂、机器设备以及一大批技术干部和工人转到该局，并担任生产处处长。1952年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他被任命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副局长。1963年成立航空工业部后，任飞机生产技术司司长。1965年被任命为航空研究院(即六院)副院长。1978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1982年被聘为航空工业部顾问。

　　徐昌裕曾先后兼任过：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工程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第二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委员，国防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5年离休后，徐昌裕仍继续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参与领导航空工业编史工作，接受重要咨询并向有关机关建议开展隐形技术、桨扇技术和陶瓷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

　　2003年12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徐昌裕的科研成就

　　仿制外国飞机并不是徐昌裕的追求，自行研制才是他一生的夙愿。作为一位航空工程专家，他一直认为：一味地搞仿制，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要开展自行研制，就必须有科学研究作后盾。因此，早在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时，他就明确提出了在建设航空工厂的同时必须建立航空院校和航空科研机构。当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时，他便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围绕生产的需要，建立了第一批研究所，并着手开展了研究试验工作。

　　特别是在1956年仿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之后，徐昌裕更是竭力主张开展自行设计，积极参与决策和筹划，并在飞机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青年技术人员，组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这个设计室在他的积极推动和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仅用1年零9个月的时间便设计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而且是喷气式的。它不仅为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的先河，探索了路子，还在技术上突破了米格式飞机所固有的机头进气布局，首次成功采用了两侧进气。

　　更重要的是，该室通过实践锻炼出一支设计队伍，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新建的几个设计所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有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技术储备，徐昌裕只好针对新机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组织技术力量，采取边设计边攻关的办法开展突击式的研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研制工作相当被动，进展缓慢，也拖长了周期，这使徐昌裕尝到了“无米之炊”的苦头，从而加深了他对航空科研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抓科研工作的决心。1978年徐昌裕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精辟论述后，深受鼓舞。

　　为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部党组决定召开一次航空工业科技工作会议，并责成徐昌裕进行准备。为此，他专门用了两个月时间蹲在招待所里，分期分批地召集各航空厂、所、院、校的有关专家、教授约300人次进行座谈，共同回顾和总结了航空工业20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在座谈过程中，他反复阐明了航空工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必须科研先行、搞好预研、增加技术储备以及在新机型上必须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在摸清航空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将航空科研工作的内涵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制—型号研制—改进改型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统称作预研，后两个阶段称作发展。他将这些思路与专家们一起讨论并取得共识后，就组织各专业组根据世界航空科技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家战略对空军与海军航空兵提出的要求，起草了会议文件和《1978-1985年航空科技发展规划(草案)》。

　　其中在预研方面所提出的8大关键项目共119 个重点课题，都很具前瞻性，也符合我国实际，因而于1978年7月在天津召开的航空工业科技工作大会(简称天津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天津会议是在吕东部长主持下召开的。吕部长全面总结了航空工业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科研先行、加强预研和加快飞机更新换代的方针，充分肯定了科研工作在航空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会议理顺了各种关系，明确了部、院的分工，统一了认识，统一了行动，成为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天津会议之后，徐昌裕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积极落实预研经费，实行副院长分工负责制，明确重大课题的主要责任单位，制定阶段实施计划定期进行考核，大抓重点试验设备和测试手段的引进和自制，积极组织各种规范、手册、标准等基础技术的搜集、研究和编修，从而大大推进了预研工作，新品开发也由过去的混乱无序状态走上了科学轨道，许多重要课题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是徐昌裕在新时期为航空工业做出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的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徐昌裕从科研、生产、教学及管理第一线选派了大批中青年技术骨干到国外实习深造，又为航空工业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